小时候，有三件小事让我对日本有了最初的印象。 我小学的时候，甲府市一个代表团到成都访问，去了我们学校。学校为了欢迎日本来宾，组织过一堂规模比较大的公开课，组织我们这些小朋友唱一首日本民歌《Sakura》。当时采用的就是最简单的汉字标音法来唱，也不知道那些日本来宾听懂我们在唱什么没有。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知道了日本有樱花。 （图片拍摄于金泽） 第二个印象是，20世纪90年代初，爸爸第一次去美国，由于当时中国直飞美国的航班很少，需要在东京转机，就特别预订了晚一点的机票，在东京停留了一天。不过因为爸爸停留的时间也非常短，所以在他与我的交谈中，给我的日本印象只有一个，就是日本的火车票很贵。那个时候，父母的工资也就一两百元每月，日本动辄上千日元的火车票，反差非常大。 （九州新干线列车，拍摄于新水俣站） 第三件小事，源于妈妈此后不久去日本交流。去的是至今都很少有中国游客的山梨县甲府市。那个时候觉得，日本这个国家真是奇怪，县居然相当于省，县比市大。在她当时的印象中，甲府市是一个非常干净且现代化的城市，比国内领先很多。她给我的记忆，则是日本有很好的温泉和美丽的富士山。另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她说其实日本冬天很冷，但不知道为什么，女生的校服总是短裙加一条长筒袜，难道不冷啊？ （甲府升仙峡） 中学以后，我更多的是从日本的游戏中认识触日本，特别是日本光荣公司的《信长之野望》系列。还记得刚开始接触这款游戏的时候，是在初中。那个时候电脑都还是DOS时代，所以学着使用日文DOS驱动系统玩这款游戏。从那个游戏中，开始对日本的历史有了一些兴趣，知道诸如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武田信玄、上杉谦信、前田利家、石田三成、明智光秀、伊达政宗等日本战国时期的著名人物，但对于日本也只是一个朦胧的印象。 2011年我第一次到日本访学，所待的地方在北陆金泽附近。其实在来日本之前，并不知道这个城市，非常陌生，只隐约知道是日本的古都之一，战国时代著名大佬前田利家的封地。到日本之后才知道，原来前田氏一直是德川幕府时期最大的藩，金泽也是日本古都中最为富裕的地区之一，文化、教育和工艺品制造业发达，出产加贺友禅、九谷烧、轮岛漆器、金箔等著名的手工艺产品。特别是金箔产量占日本的70%-80%。 （金泽的金箔屋，东茶屋街附近） 初到日本是周五，我就利用周末的时间去了兼六园、金泽城、武家屋敷、茶屋街和近江町市场等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武家屋敷，觉得真日本，兼六园反而没什么印象。第一次在野村家屋敷日式庭院阁楼茶庭里尝试日式抹茶和点心，觉得房间好小，特别是入口处的门，对于我来说太矮了一些。到日本之前，看了一些有关兼六园的照片，总认为兼六园的灯笼应该很大才对，去看了之后才知道原来也不大，在整个园中并不突出，倒是明治时期所制作的喷水池有点意思。 （金泽兼六园石灯笼，金泽的标志） 在金泽城游览的时候，中文导游是一个六十多岁的长者，在日本学习过多年中文，并到中国去过多次，周末志愿为中国游客提供金泽城导游服务。他是土生土长的金泽人，大学也就读于金泽大学，在他的讲解中充满了对金泽这座城市的骄傲与自豪。实际上他的中文很一般，很多时候需要借助事先准备好的中文文字资料和图片来说明，而且有些介绍也显得拖沓、冗长，不过对于初到日本的我来说，还是显得很新鲜。 整个金泽城占地面积比较大（特别是在后来去了很多古城之后，更是觉得如此），天守阁早已毁于火灾，现存的老建筑已经不多了，不过石川门确实非常漂亮，可惜一直在维修。石川门所用瓦是锡制的，氧化以后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显示出金泽的富有。 （樱花季的石川门。金泽的樱花一般比关西地区晚一周左右） 由于有机会到日本各地实地调研，加之到日本之后又知道居然有JRPASS这种好东西，在研究所学生的帮忙下，我学会了利用几大铁道公司网站查询时刻表，随即开始制定出行的具体计划。选择第一个旅行的城市时颇费了一些周折。一般来讲，国外游客初到日本，首选东京作为第一个旅行地。但考虑到以后还会去京都赶袛园祭，时间就得往后挪，那先去哪里呢？手持一本LonelyPlanet所出的《日本》旅行指南，翻了又翻，最后终于将目标定在了九州最南端的鹿儿岛，书中形容这里是“阳光灿烂，气氛轻松”，有“东方的那不勒斯”之称，不过对于我而言，那就是岛津家族在这里的家族传承。 （喷发中的樱岛火山，鹿儿岛的天然标志物，拍摄于JR列车上） 岛津氏从12世纪末源赖朝武家政治开始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但一直以鹿儿岛为中心进行统治，中间虽然有一些波折，但主要领地一直没有变化，一直维持到明治维新。由于香淳皇后的母亲是 岛津忠义 七女俔子，因此目前的 岛津氏 宗家与日本天皇有较为密切的血缘关系。加之 岛津 敬子（笃姬）嫁给德川幕府第十二任将军德川家齐为正室（御台所），所以岛津家族在近代以来的日本政治中一直是一支拥有很强实力的家族，这应该也是NHK拍摄《笃姬》的原因。去了鹿儿岛之后又回想起金泽，发现金泽又何尝不是这样。自从前田利家于1583年进入金泽筑城开始，金泽就一直处于前田氏的控制下，直到废藩置县。 （金泽最具代表性的景观之一—东茶屋街） 再比如仙台，这一古老的东北最大城市，自1600年伊达政宗开始筑城到废藩置县，就一直是伊达家的领地。虽然中国人往往是因为鲁迅知道这里的，但其实这里在日本最为著名的是这里的牛舌和陆奥松岛。 （仙台城迹） 再比如大佬井伊直弼所代表的的家族，就从1633年开始长期控制彦根及其附近地区三百多年，现存日本国宝彦根城即由井伊家后人捐出作为历史遗迹。 （彦根城及庭院，拍摄于彦根城庭院中。彦根城另一边对着琵琶湖。日本四大国宝名城之一） 日本东北的津轻氏从丰臣秀吉时期开始被承认为大名，以后就一直控制弘前接近四百年。 （桥上的拳式装扮新娘，拍摄于弘前城公园） 再比如在日本历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毛利藩于1604年开始在荻筑城并长期控制该城，直到 1863 年 毛利敬亲 在未获幕府批准下，擅自将藩厅迁移到山口政事堂（ 山口市 ），荻城废弃。 （荻城遗迹） 又比如德川御三家就长期控制纪伊（藩所在和歌山）、水户、 尾张 （藩所在名古屋）三百多年,如此种种，不胜枚举。 （和歌山城） 在日本的名城中，藩属变化比较大的其实很少，比较著名的有松本城。松本藩自 石川 家后历经六度改易，依次由小笠原家、户田松平家、越前松平家、堀田家、 水野 家和户田松平家入主。 （松本城-日本四大国宝名城之一） （世界文化遗产，日本国宝—姬路城的外围城墙） 再比如，大阪城在 桃山时代 是 丰臣秀吉 的居城。后来 德川家康 在1614-1615年以两次 大坂之役 （冬之阵、夏之阵）消灭了丰臣家，此后大坂城成为 德川幕府 控制西日本 大名 的重要据点。近代复兴的天守并未忠实复制丰臣或德川时代，基本上以德川时代的白漆风格为主，但最上面一层重现丰臣时代的黑漆描金风格。但从现在的受欢迎程度来看，好像大阪城更多的还是被看成是丰成秀吉家族传承，比如在大阪城销售的纪念品中，最受欢迎的依然是大耳朵猴子。 纵观日本历史，日本的很多城市都深深地留下了家族的印记。其中一部分原因可以解释为德川幕府时代，整个日本的地区结构相对稳定；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是一个家族对于一个城市，有着非常突出的作用。家族的传承、家族的认知以及家族对中央政府的态度，直接决定了一个城市的性格。例如岛津齐彬在正式成为鹿儿岛藩主时，英、法等国对中国的殖民地化进程大大震撼了齐彬本人。在藩内，他以“殖产兴业”为主导政策下，以鹿儿岛地区为中心开始了日本第一个近代西式工厂群的建设，其中涉及包括西式造船业、制铁业（反射炉、熔矿炉的建造）、纺织业、军事工业（大炮、地雷、水雷）、制造业（玻璃制品）等多种行业，这被统称为“集成馆事业”。特别是针对鸦片战争中体现出的军舰的重要性，相继制造了多种西式帆船、军舰，这些又带动连带的冶炼、纺织、军事等工业的兴盛。嘉永4年（1851年）7月，土佐藩的漂流民中浜万次郎从美国归国，齐彬给予其庇护并让他教授萨摩藩士造船法，最后于安政元年（1854年）完成了日本第一艘西洋式帆船“升平丸”的建造。除了工业技术的引入和发展，鹿儿岛更是为后来明治维新准备了大批中坚力量，出身下级藩士（ 乡士 ）的 西乡隆盛 、 大久保利通 等人从此时开始逐渐崭露头角的。 再比如对于作为中央政府的德川幕府来说，以强大的财力为后盾的 加贺藩 ，始终是幕府政权稳定的一个潜在威胁。前田家的后人因害怕幕府撤藩，金泽城的的 天守阁 因失火烧毁后不再重建。第二代藩主 前田利长 把母亲送到 江户城 居住（实际上是作人质），从那以后，每一代藩主的正室都迎娶 德川 家的女子等等。较少的军备开支使得加贺藩把财力更多的用于发展金泽的文教事业，从江户时代开始就有天下书府的美誉；前田家族邀请过许多 艺术家 和工匠来到这里，使得金泽的手工艺水平达到相当高的境界，培育出如加贺有禅、九谷烧瓷器、金泽漆器、 金箔 加工等美术工艺，以及至今仍保有日本最为完好的茶屋街建筑群。 （位于四国的松山城） 日本城市的家族传承只是日本传统文化传承的一个典型例子，实际上“传承”这个词语在日本民众中有很强的意识基础。日本的文化在历经激烈的社会动荡、频繁的内部战争以及二战的重创后，其文化传统不但没有消亡，反而长久、稳定地维持着其核心的精髓，不断地传承着。日本很多的商铺都写有创业时的年份，百年老店并不稀奇，甚至有多家传承上千年的家族企业。例如在石川县，就有建于养老2年，传承了46代，1300年的温泉旅馆法师，其家族的经营者至今还依然延续着千年以来早间为宾客烹茶的传统。

如果按照一些日本史学家的观点，秦始皇时候的徐福带童男童女东渡到蓬莱仙岛求取仙丹，可能最终抵达的就是日本九州或者四国或者本州。其中有一种说法认为徐福是日本古代著名君主，第一代天皇神武 天皇，他登陆日本的地点，便在日本的关西平原。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中日之间的最早交往来源于兵戈之间。但由于当时日本还处于比较蒙昧的闻名状态，缺乏文字记载的信史，见于文字的中日交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保持着较为友好的关系。 面对太平洋的鹈户神宫，位于日本九州东岸，传说中神武天皇可能的诞生地之一，离徐福可能的登陆地点之一很近 这种友好关系的发展到隋唐时候达到一个高峰。在隋朝不到三十年期间内，倭使四至隋都，考察了隋的政治、经济和佛学。特别是派出许多留学生和留学僧入隋学习。他们不仅专修佛学和儒学，而且对隋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医药、艺术以及政府机构的设置、法制律令的颁布等各方面，广泛地进行学习。这一时期日本的历史也经历了激烈的变革并最终导致大化改新和飞鸟时代的结束。 奈良平城京历史馆，承载着中日蜜月期的记忆 日本新政府从公元 653年开始的16年间陆续派出六批遣唐使到唐朝学习。在中日两国的蜜月关系中，唐倭海军于公元663年在朝鲜半岛白江口进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会战，结果唐军大胜，结束了新罗与百济间的长期纠纷，同时使倭国受到严重打击。倭国失败的直接后果是停止了对朝鲜半岛的扩张，大约在千余年之内，未曾向朝鲜半岛用兵。这场战争就像是夫妻间的争吵一样，并没有抹杀对方的价值，相反却促进了双方之间的交流。自白江口战后，唐日双方使节往返频繁。十年间双方使团往返十次。公元753年，鉴真东渡日本成功，在平城京（奈良）郊外修建唐招提寺，佛教开始在日本广泛传播。这段蜜月期一直维持到公元894年，日本派出最后一批遣唐使为止。遣唐使历经260余年、数千人的往来交流，极大的密切了双方的关系。日本在这一时期全力向中国学习，从国家的政治体制、建筑规范、建筑式样到文字、服饰、饮食等等，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化对后来的日本影响深远。 初中课本中的记忆——唐招提寺 例如在日本影响深远的弘法大师空海，于日本延历 23年（公元804年）5月12日随日本第十七次遣唐使团出发，历经艰险，于当年12月23日到达长安。唐永贞元年（公元805年）5月下旬，于青龙寺东塔院见到唐密第七代祖师惠果阿阇黎，在仅仅3个月的时间里，惠果付法于空海，是为唐密第八祖。惠果阿阇黎于当年12月15日圆寂，空海受唐宪宗之命为惠果阿阇黎撰写碑文。空海于806年8月随遣唐使归国。在此后的四朝历史中，空海均为国师，为天皇开坛灌顶，对日本的文化和思想史均有深远的影响。日本承和二年 （公元835年）3月21日寅时，空海于高野山入灭。 营建于平安时代的京都东寺，后被赐予空海禅师作为真言密教的道场。寺中的五重塔高55米，为日本第一高塔，如果坐新干线途径京都，可以看到这座京都的标志性建筑。 日本贞观 6年（公元864年），空海被追赠大僧正法印大和尚，延喜21年（公元921年）加谥号弘法大师。大师的肉身，至今仍封闭于高野山奥院的石洞中，虔诚的信徒至今仍然相信大师在适当的时间会苏醒过来，这也就铸就了高野山奥之院的神秘。弘法大师曾借鉴汉字草书创立了日本文字的平假名，还编著了日本历史上第一部汉文辞书——《篆隶万象名义》；是第一位通晓梵文的日本人，著《梵字悉昙字释》，为梵文在日本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年轻时著《三教指归》“四六骈体汉文，为阐释儒释道思想精髓的典范之作；晚年总结之作《十住心论》与日本曹洞初祖道元的《正眼法藏》并称为日本思想史上的“双璧”；空海还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与嵯峨天皇、橘逸势并称“三书圣”；不仅如此，弘法大师还创办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所国民公学，同时将唐代先进的采矿、筑路、水利、架桥等生产技术引入日本，并亲自参与兴修水利等实践工程。如果从现在的网络流行文学来看，空海禅师有很大的机会是一位穿越者。 高野山金刚峰寺庭院 可能是由于与唐朝的关系过于密切，日本并未与宋朝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民间交往却仍在继续，例如茶道等等在这一时期东传。忽必烈和他强大的元帝国带来了第二场中日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已经不再是夫妻之间的隔靴搔痒，直白的是你死我活。1274年11月和1281年7月，忽必烈两次远征日本，均以失败告终，传说中是博多湾突然而至的台风拯救了日本。但实际上这场战争的后果对于镰仓幕府和北条时宗而言同样悲情：由于没能满足部分武士因战争获胜而分得土地的要求，镰仓幕府的统治开始衰落，并于1333年因后醍醐天皇举兵、上野大族足利尊氏的倒戈而灭亡。 博多湾夕阳，摄于福冈塔 元末，由于日本国内连年的内战和其他很多原因，日本武士开始逐渐乘船串扰中国沿海，有学者甚至认为当时日本实际上是纠集了多国海岛在中国近海讨生活。明代倭寇的祸根，在这时已经萌生。实际上，这是日本第一次侵入中国本土。公元1368年，明朝建立。面临倭寇的侵扰，朱元璋在与日本进行交涉的同时，采取武力剿倭和禁海两项措施。明嘉靖时期，倭寇大规模劫掠沿海，浙江、福建告急，引起明政府的重视。从公元1559年开始，戚继光，俞大猷等将领训练新军，开始了大规模的抗倭战争，到公元1566年，中国沿海倭寇老巢被全部荡平，大股倭寇基本肃清。倭寇与局部战争，并没有缓解中国与日本的关系，迫切扩张的丰臣秀吉于1592年入侵朝鲜，妄图通过朝鲜侵入中国，这场一直持续到1598年的漫长战争几经周折，三方在朝鲜半岛上攻防几易其手，数十万军民喋血沙场。这场漫长的战争也最终拖垮了日本，拖死了丰臣秀吉（公元1598年去世）。在此之后，丰臣秀赖被德川家康所取代，德川幕府开始其以江户为中心、长达两百多年的统治，中日两国至此各自闭关锁国，迎来了又一段没什么外交联系、但依然有小范围经济文化交往的时期。 东京国立博物馆馆藏的明朝景德镇瓷器 这段稳定的关系最终被甲午年间海上的枪炮声所打破，而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近代史更是被深深地烙上了丧权辱国的印记。应该讲，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前，中国人对于日本有一种先天的轻视，加之当时中日两国国力的逆转，失败所带给中国人的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情感。随着更为残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军侵略和野蛮屠杀，战后右翼势力的渲染和游就馆的莫名其妙，一部分中国人对于日本甚至是刻骨铭心的仇恨，这种情绪一直延续至今。这种情绪的来源不是中日两国之间更早时期的一系列战争，而就是源于甲午与马关。我于2011年专程造访了马关、这座在日本称作下关的小城，并未刻意，而是源于巧合。 臼杵城中的炮弹纪念碑，攫取于威海卫要塞（现塑为昭和时期仿制品） 早晨从博多出发，前往探寻九州与本州分界处的门司港，旅行的目的是那些保存完好的近代西式建筑。一下车，就被门司港车站那些旧式的建筑风格吸引，写满近代日本繁荣的光辉。在观景台眺望关门海峡之后，租用一辆自行车开始在附近的骑行。可能是由于中国游客较多的缘故，很多说明栏上都有中文，但因为仅仅位于北九州的一条狭长地带上，没花太多时间就已经逛了一圈。如果不是因为一点好奇之心，可能我会错过让我更加印象深刻的马关。 门司港俯瞰图，摄于门司港观景塔 门司港附近就是宫本武藏与佐佐木小次郎决斗的岩流岛所在，可以从门司港乘船前往，在等候室里 有一张附近的地图，意外发现原来与门司港隔海相望的就是有着深厚历史情节的下关，即便是追寻武者的足迹，宫本武藏的船也是从下关港出发的，可惜这些事迹当时并不知道。后来回想起来，其实更早的时候就经过过附近，从本州到九州的新干线上有一站新下关离这里已经不远。立即选择放弃了去岩流岛的打算，购买了最近一班开往下关的快艇，想象着去下关找寻一些有关中国历史的印迹。 门司港关门海峡远眺。图中蓝色椭圆内为著名的门司港关门海峡大桥，红圈则是中国近代的悲伤地——春帆楼 濑户内海的航船并不太平稳，好在距离很近，很快就可以渡船到下关，游人比门司港更为稀少。实 际上这里已达本州，是山口县最西部的城市。下关这座小城以“河豚”闻名，城市的标志和井盖上的涂鸦均是这个胖胖的、圆乎乎的小可爱吹气状。Lonely Planet《日本》旅行指南上的介绍为：“这座小镇以海鲜闻名，尤其是可能致命的河豚（fugu）”，“到下关旅行的亮点是在清晨前往唐户市场”，市场很大，鱼的品种其实很多，大多都是新鲜上岸的产品，“为在早餐或午餐时品尝生鱼片创造了绝好的机会”。 河豚都市——下关 下船地点其实就在唐户市场附近，路边的有很大的指示牌导向 “日清讲和纪念馆”，沿着四处河豚的印记走行十多分钟后到达。纪念馆和春帆楼位于一段小坡上，春帆楼是一幢三层黄色小楼，至今依然保持着“割烹”旅馆的传统；纪念馆不大但显得庄重，有一点近代日本建筑的味道，不用门票也没有其他游人，但馆内好像有些陌生而又潮湿的味道，与下关的蓝天碧海格格不入。纪念馆正中的玻璃房子中摆放着当年讲和谈判时的场景，都是西式的桌椅。会议桌不大，满打满算可以坐下十人，每个座位边都有铭牌以说明当时所坐的人物。传说中当年日本人为了奚落清朝与李鸿章，给他准备的是矮一把的椅子，并在旁边放着一个痰盂。由于原始的会场早已经烧毁，真实的情况已经成为传说，复原的状态来看其实椅子高度一样，四个陶瓷垃圾罐均匀的摆放在四周。不过从复原画上来看，当时的谈判桌上坐了十一位谈判代表，椅子高度也差不多一样，不过李鸿章的左手边放置着一个类似脸盆的四脚小桌，如果用以讹传讹的眼光来看，可能这就是传说中奚落的“痰盂”吧。纪念馆里还保存着一些李鸿章等人的字画作品，除此之外，也就没其他东西了。 纪念馆中布置的当年谈判场景 纪念馆外便是著名的“李鸿章道”，很难想象会以一个他国战败之将来命名，虽然这条路很狭窄，或许带着一些嘲讽，混杂着一些遇刺的悲情。我沿着李鸿章道走了很远，试图找到些当年的足迹，猜想我可能找到了当年李鸿章居住的地方，但也已经不是当年的样子。在伊藤博文心中，下关对于他而言，有着特殊的地位，或许是源于历史关键人物的不经意选择，造就了下关成为日本历史上两次转折的发生地。 春帆楼外景照片 春帆楼是下关一座经营“割烹”料理的著名旅馆，很多中国人所写关于这里的介绍都说此处以“河豚料理”出名，但实际并非如此。春帆楼的官网上介绍自己的烹调特色重在强调传统的烹调方法，食材的严选与摆放、特有食材与调味品的使用等等，可能在时令季节也会选择河豚，但绝非以此出名。这就好像有些人总是强调日本将《马关条约》的多少比例用于发展教育，从而促成其近代教育的快速发展，但实际上根据日本大藏省1926年所著的《明治财政史》第二卷所载，《马关条约》中用于军事扩张和临时军费的开支达到84.6%，而其中用于教育的基金只占2.7%。不管怎么讲，历史留给我们的真相是春帆楼在甲午战争之后成为日本炫耀战争成果、获取战争利益的地方，但终究被又一次战争的硝烟所焚毁。 注：以上的旅程源于2011年至2014年在日本的工作和参观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