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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在 外高加索三国 2019-07-07
亚美尼亚人的苏联:人们一直怀念,人们从未留恋
我们总是习惯于简单的用“好”或者“坏”来形容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的某个时代。而宣传上也会通过“单一视角”的放大而将一个特定时代下的特定社会贬斥的一文不值或者说是人间天堂。而真实,往往却存在于矛盾之中——可以是因为视角不同而产生的矛盾,可以是因为年龄不同而产生的矛盾,甚至一个人本身,也会在自己的记忆里对一个时代产生特定的矛盾,但是却依然要自圆其说的强行给这个时代下一个“好”或者“坏”的定论。 故事发生在亚美尼亚,正好一年前的今天,我从纽约飞到那里去。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苏联老大哥”的说法,也都知道争论了多年的“东欧剧变”带来的积极和消极的影响。而这次前往亚美尼亚,前往一个前苏联加盟国,我自是对当地人对于“前苏联”的看法有着十足的好奇,并且其实有着自己预先设定了的,想去确认的答案。 (古亚美尼亚王国) 在故事的开始前,还是再简单的介绍一下亚美尼亚的情况吧。亚美尼亚位于外高加索地区,是世界第一个基督教国家,东,西,南分别与土耳其,阿塞拜疆和伊朗三个穆斯林国家所接壤,并且因为“亚美尼亚种族大屠杀”的原因与土耳其没有建立任何外交关系,与阿塞拜疆由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领土争端还处于交战之中。亚美尼亚的军事,经济,政治严重依赖于北方的巨熊“俄罗斯”,但是由于南奥塞梯战争而与俄罗斯断交的格鲁吉亚却阻隔在了亚美尼亚与俄罗斯之间。全盛时期的亚美尼亚王国的领土曾经从里海绵延到埃及,但是在公元1454年亡国。1920年,刚刚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独立出来仅3年的亚美尼亚第一共和国首都埃里温被苏联第11方面军占领,亚美尼亚正式成为苏维埃的一份子。1988年,尚未脱离苏联的亚美尼亚和另一个苏联加盟共和国阿塞拜疆爆发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战争,并于1991年正式脱离苏联,宣布独立。 (外高加索局势) 故事就从我进入联合国食品计划署亚美尼亚办公室的时候开始吧。 亚美尼亚5月底的早晨总是艳阳高照,但是习习凉风的存在让人感觉十分清爽。带我进入联合国门禁,然后进入食品计划署办公室的,是一位叫做Anna的女性,她大概30岁出头的年龄,估计就出生于苏联解体的前后。Anna是食品计划署的人力资源助理,个子很高,一副典型的亚美尼亚人高鼻子,大眼睛,黑头发的长相,见到我,笑的很甜,并且把我带到了我的直接上级,эльмила的办公室。 (终于笑起来了的эльмила) Elmira个子不高,大概四十岁,迅速却又略显冷漠的站起来,用略显冷漠的英语给我打招呼,然后用“冷漠”的表情和声音,“热情”的带着我参观办公室。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年龄普遍在40-50岁之间,见到我,都摆着“机器人”一般的表情,给我招招手,打一个招呼,然后走开。 最后,эльмила把我带到了实习生的办公司。继续热情而冷漠的给我摆好椅子,示意我放下包。然后指着对面一位亚美尼亚年轻女孩,继续用着一种她那种独特的语调和表情说:“你们认识一下,后面工作中会有很多接触”,然后,她相继指了指那个女孩和我,接着说,“她叫Marianna,是我们这里实习生,负责英文翻译;他叫Zeyuan,来自中国,负责营养学上的专业知识”。说罢,她又睁大了大眼睛,示意我们打个招呼,便走开了。 Marianna出生于1992年,也就是苏联解体后的第一年。她是亚美尼亚族和俄罗斯族的混血,毕业于亚美尼亚最好的埃里温国立大学公共政策专业,能够熟练使用英语,西班牙语,俄语和亚美尼亚语四门语言。她很瘦,个子不高,一头闪亮的棕黑色头发,眼睛大而伶俐,鼻梁很高,肤色又嫩又白,见到我便一直甜甜的在微笑,似乎有一种偶遇安妮海瑟薇的感觉。在эльмила离开后,Marianna突然侧过身子,离我靠的很近,然后用英语悄悄问我:“你怎么看待эльмила”? (亚美尼亚美女Marianna) 我愣了一下,没想到来到办公室被问得第一个问题居然是让我评价自己的“老板”。沉思了一下后,我回到道:“其他的我感觉都很好,就是有一点很疑惑。为什么我来的时候,大家都不笑,也不握手”? “不握手就对了”,Marianna微微低着头,充满着孩子气,狡黠的笑了一下,一脸得意的说道,“在亚美尼亚,我们见面一般是不握手的,而是亲吻(脸颊碰触脸颊)。还有,你的感觉很对,他们都不笑,因为他们根本不会笑!”Marianna说到最后的时候,明显加重了自己的语气,似乎还有些怨气。 “不会笑?”我心里默默地打了个寒颤。好在是大白天,不然听到这句话,我定会觉得自己来到了鬼屋,脊背发凉。 “对啊,她很疯狂(She is crazy),从来不笑。他们那一代人都是这样,亚美尼亚的中老年人和年轻人一点不一样,根本不会笑。如果后面他们保持一副冷漠的面孔的话,并不是因为他们反感你,而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笑的能力。”Marianna一脸严肃的说道,说完眼睛里还透露着些许愠气,还微微的撅着小嘴,甚是可爱。 “那为什么?”我好奇的追问道。 “嗯……”,Marianna又撅了撅嘴巴,沉思了一下,略带迟疑的说道,“并不是很清楚,可能是因为他们小时候苏联还没解散,我们小时候苏联已经解散了吧!” “那亚美尼亚人现在怎么看待苏联呢?”我兴奋的问道。万万没想到,我最好奇的问题,居然来到办公室的第一天就有了机会去询问。 “嗯……”Marianna又很可爱的噘着嘴,沉思了一下,说道,“我觉得吧,苏联时期特别不好,大家一点不自由,也不能出国,十分压抑,也不敢有自己的想法。你看他们老一代人,都不会笑。” “那老一代人对苏联怎么看待呢?”我继续问道。 “他们?”Marianna带着着疑惑和不懈说道,“他们很多觉得苏联很好喽,但是我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想”。 (牵着孩子的亚美尼亚妇女) 和Marianna这场诡异的问答构成了我对于亚美尼亚人对苏联的看法的第一印象。几天后,办公室来了另一位女实习生Arex。当和Arex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Arex也是一副正襟危坐的样子,然后带着些许愤怒,一脸严肃地说道:“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中老年人)会觉得苏联好。我经常和我的父母还有爷爷奶奶在家里争论这个问题,每次都是不愉快的吵一架。苏联时期一点精神自由都没有,太压抑了。还是现在好。” (另一位实习生Arex) 其实相比于Marianna,学习政治学的Arex的思想还带着明显的美国左派自由主义的色彩。在我离开亚美尼亚的最后一周,我邀请Arex一起去吃饭。当我们离开餐厅,一起漫步于如今的共和国广场,也就是前苏联时期曾经的“列宁广场”的时候,我们聊到了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领土争端问题。 “我想问问你的想法,”Arex突然斜起头望着我,略微有些瞪着眼睛,一脸严肃地说道,“我和我的很多同学都觉得,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能不能引入大量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不同国家的移民,然后让大家住在一起,这样子,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就可以成为一个“多元化”的地区,像美国一样。那么,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亚美尼亚族和阿塞拜疆族的矛盾就可以自然而然解决了。” 我真的无法描述我听到这句话时的心情,受到的震撼大概只能用“五雷轰顶”来形容了。脸上的微笑也瞬间凝固了。然而仔细想了想,却发现,她的想法,正好也是年轻一代的想法,正好是在苏联解体后成长起来的的一代人的想法——非常西化,追求民主,平等,当然,还有些不可避免的“多元文化主义”(认为文化多一定是好的并且必须要有意培植多元文化,这一点要主义与文化多元主义区分)。 见我陷入沉思,Arex眨了眨眼睛,然后又轻声的问道:“你怎么看待这个方法?” (庆祝亚美尼亚第一共和国成立100周年的埃里温共和国广场) “你是说像美国一样吗?”说到这里,我顿了顿,“美国这几年也很复杂啊,有很多移民问题,种族矛盾,抗议……” “我就不理解了,为什么他们会这样?不能彼此好好相处吗?为什么人都不能理解别人,接受别人的不同你呢?”我还没有说完,Arex便打断了我。紧接着,她补充道“我就有很多外国朋友啊,我觉得大家相处起来很开心,又能学到很多大家身上不同的地方。” “个体是个体,群体是群体。”我看了看有些愠怒的她,平静地说道,“个体与个体往往由于某一个点的吸引和彼此包容,能够很好地相处。但是群体与群体之间,往往会造成自己种族内部扎堆,并且放大对方的不同。” “但是,”Arex升高了她的声音,然后深吸了一口气,一脸无辜和疑惑地说:“大家住在一起,就可以增进彼此了解,消除误会了啊。” 我听了微微一笑,又很淡定的说:“这也正是今天美国遇到的问题的根源所在。所以美国遇到的不是美国的问题,而是人类发展的问题。人们倾向于喜欢,追求美好的幻景,并且理所当然的认为美好的幻景就是事实,从而用理想代替现实。正如你刚才说的那样,“多元化”确实是美好的,我也非常喜欢,但是却也是幻景,和19世纪的欧文圣西门,以及20世纪的斯大林希特勒一样。人们为了相信自己的美好幻景,甚至失去了对事实进行认知的勇气和能力。而这种美好的幻景,只是因为宣传而被大家当做了一种理所当然,又有谁真正论证过它可以必然实现呢?又有谁论证过它一定是正确呢?又为什么强迫不信仰多元化的人接受多元化呢?” 说罢,我停了下来,悄悄地看了一下Arex。她大概是第一次听到这种如此“非主流”说法。我可以看出她瞪大的眼睛里透露着些许恐慌和紧张,还有她微微张着的嘴巴让我嗅到了她的不解。月色像画油画时的调色油一样,将音乐喷泉的灯光在她的脸上柔和的混杂在一起,使得她的睫毛显得格外的长。 “举个例子吧,”我觉得她大概正经历着内心的一场“地震”,便补充道,“你觉得,为什么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是世仇,而不是和其他国家,比如澳大利亚,日本?” 听到了我的问题,她兀然身体轻轻一晃,回过了神,然后沉思了一下,小声的,带着试探的语气说道:“因为,因为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人以前混居在一起,住得近?和日本住的远,大家没机会接触?” “对的,是这样。”我肯定了她一下,接着补充道,“以前由于大家活动范围小,即使住的很近,也互不干扰。而现在,随着现代化,交通的便捷,民族国家概念的出现和意识形态的溶解,不同族群的冲突,尤其是住的接近的族群之间和文化交界处的冲突,只会越来越激烈。” 她轻轻的低下了头,略微的张着嘴,思考着,沉默着。 (音乐喷泉) 这只是两个典型的场景,很多其他的亚美尼亚年轻女孩也给了类似的答案。在这里,再回答一个我一直被朋友们问的问题吧,“为什么我在亚美尼亚接触的都是女孩儿?” 我之所以把这个问题放在这里来回答,是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恰恰也反映了亚美尼亚年轻一代的生活状况和思维方式。 答案其实很简单:由于我在亚美尼亚从事的,是需要至少硕士毕业生才能从事的工作。而在亚美尼亚,当一个家庭由于经济原因只能供得起一个孩子读书的时候,父母一定会选择让男孩辍学,而让女孩接着读书。亚美尼亚的父母会认为,男孩即使没有读书,也可以从事出租车司机,搬运工等工作,而且反正男孩也要服兵役。而女孩则不同,不读书,在高失业率的亚美尼亚,很难找到工作。所以在亚美尼亚街头,本就天生丽质的亚美尼亚女孩,再加上远高于亚美尼亚男孩的学历,让亚美尼亚的女孩显得格外漂亮而有气质。而同时,由于亚美尼亚所处的地缘政治和发展现状,很多亚美尼亚女孩都希望能够嫁到国外,离开亚美尼亚去生活。Marianna和Arex都表示,她们觉得自己的未来不会在亚美尼亚。因此,由于我的工作性质,学历见闻,还有从踏上亚美尼亚的那一刻起便自带的“外国人光环”属性,我在亚美尼亚的几个月里接触的同事和朋友几乎全部是亚美尼亚女孩。 (亚美尼亚美女) 还有一个因素是语言。亚美尼亚的官方语言是亚美尼亚语,并且几乎每一个土生土长的亚美尼亚人都可以说一口流利的俄语。但是,只有具有高学历的年青一代才会说英语,这一点上也导致能和我交流的,大多数是亚美尼亚的年轻女孩。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来到亚美尼亚的前两个半月里,我听到的关于前苏联的看法,都来自亚美尼亚的年青一代。我一直努力着去寻找机会和老一代人沟通,但却总是以失望而告终。有一天,我跑到了亚美尼亚的“露天市场”,想去调研一下这个问题。但是就连卖纪念品的小商贩,也都不会讲英语。不过,当我走到一位卖“苏联勋章”的老大爷的店铺的时候,几句用俄语的简短对话还是能够反应一些当地人的想法的。 (露天市场的“苏联勋章”) 在看了满目的印着列宁和斯大林的勋章之后,其实我是有些顽皮的,甚至略有些挑衅的,很勉强的用俄语问那位卖勋章的大爷:“你卖不卖托勒茨基(十月革命总指挥,后来因为与斯大林矛盾而被迫流亡,最终被暗杀于墨西哥)的勋章?” 那位大爷大概有60多岁了,一副典型的亚美尼亚男人长相——头顶有些秃,凸出的颧骨和额骨,一脸发白的胡渣,微微有些发胖,穿着一件有些发脏的白色上衣和深蓝色短裤,坐在一个掉了漆的深棕色的板凳上。他听见了我的问题,然后很诧异的看了我一眼,沉吟了一下,然后笑呵呵的用典型的亚美尼亚人的友好的语气说道:“没有,只有斯大林和列宁。” “为啥”?我追问道。我其实很好奇我此时的表情。 “托勒茨基”他顿了顿,然后甩了甩手,大概是想表达“不好”的意思。 “那你怎么看待列宁和斯大林呢?”我接着问道。 老大爷的笑容瞬间消失了,想开口,却又很木讷的坐在那里,浑身不自在。抬头看了看我,然后又很不自在的低下了头。我感觉到了这一份尴尬,于是便说了声谢谢,然后离开了。 (亚美尼亚的露天市场) 正当我苦于找不到采访对象的时候,在街头的一个饮水池旁边,我看见了我的朋友Anait,还有两位和她一起走在街上的老人。Anait是亚美尼亚裔美国人,这段时间和她的“准男友”在亚美尼亚做一些关于旅游开发方面的志愿者工作。 远远地,她见到我,便走来给我打招呼,然后告诉我说,她爸爸妈妈来了。 我一听,顿时打起了精神。因为我之前听她讲过,她的父亲以前是苏联人,1988年逃到了美国。在苏联生活了快50年,又在美国居住了30年,而且还会说英语。于是,我们两个便一起过去,向她的父亲打招呼。 (旧式水池) “我叫弗拉基米尔(Владимир)!”老先生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说道,然后走过来,笑眯眯地说着,并且和我握了握手。 然而我却愣住了,因为我并没有听清他刚刚说了什么。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尔!”老先生又大喊两声,见我还是没反应,突然又撅着嘴巴,大声喊起了“普京!普京!” 在饮用水池周围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转过脑袋,看着我们,呵呵的笑着。然而我还是一脸疑惑。这次我听懂了,他在说普京,但是并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说到了普京。 Anait看出了我的疑惑,赶忙上来解释道:“我爸爸英语不是特别标准。他是在说,他的名字是弗拉基米尔,和普京一个名字。” “哦……”我恍然大悟,然后赶忙开始给老先生解释怎么回事。“弗拉基米尔”这个名字对我确实是有些陌生了,而且,我知道Anait的父亲是一个亚美尼亚人,一直期待这他会叫一个类似于Ali,Tegran,Ruben这样的亚美尼亚名字。不过,弗拉基米尔确实是列宁和普京的名字,也是苏联时代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名字,一个足足可以暴露年龄的名字。 这位弗拉基米尔先生倒是长得有点像一位犹太人,圆圆的脑袋,带着一顶灰色的帽子,还带着一副眼镜。同行的还有他的一位朋友,拥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亚美尼亚名字,Ruben。大概也有70岁了,一副典型的亚美尼亚老人的外貌。 (和两位受访者的合影) 之前和另一位朋友David还有Anait一起吃牛排的时候,听Anait提起过她的父母,得知她的父母在前苏联时期,是生活在阿塞拜疆的亚美尼亚人,就十分想采访一下,不过当时她父母在格鲁吉亚重温几十年前的记忆。这次,当他看到我们面前的饮水池时,他略有所思的说,在他1988年来亚美尼亚的时候,所有的喝水池都没有过滤网防止东西掉下去。于是,负责维修水管的工人最开心了。每次检查的时候,都能找到很多女人掉下去的耳环和戒指。说到此处,他还忍不住,自己呵呵的笑了起来,嘴巴上的八字胡不停地上下抖动着。恰巧,在一个比较偏的地方,我们居然正好见到了一个老式的水池。 (亚美尼亚超市里的香肠) 这位弗拉基米尔先生在前苏联时期是一位居住在阿塞拜疆的螺丝钉,一位“骨灰级的程序员”。他张着大眼睛,努力的回忆着,然后缓慢的告诉我,那时候一台电脑还要占据一整个房间,电脑运行速度却特别慢。后来1988年那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爆发,当时居住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亚美尼亚人已经遭到了仇视甚至杀害,他嗅到了这份危险后,便敏锐的逃到了美国大使馆,成了一名难民,后来在美国的帮助下,举家搬到了俄亥俄州,开启了新生活,并且开始学习英语。 而这位叫Ruben的老人,之前也生活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由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冲突,他决定逃到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投奔他的姐姐。当时亚美尼亚久姆里市刚刚发生了大地震。 (震后重建的Gumri) 而国际象棋冠军卡斯帕罗夫,也和他们一样,是生活在阿塞拜疆的亚美尼亚人,他们还是邻居。在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战争爆发后,卡斯帕罗夫逃到了莫斯科,后来去了克罗地亚,现在在美国从政。 (卡斯帕罗夫与“深蓝”在对决中 图片来源网络) 当然,我真正感兴趣的话题还是关于前苏联的真实生活,尤其是作为一个个体在苏联的感受,以及这种感受与宏大叙事中描绘的不同。我从几个关于前苏联的政治笑话开启话题。比如说第一个是,“美国家家户户都有小轿车,而苏联人家家户户都有飞机,因为有飞机可以从莫斯科飞到圣彼得堡去排队买面包”的故事。弗拉基米尔给我说,由于食物供应不足而排队领面包的传说,在1963是真的(当然不是笑话里那样家家户户有飞机),因为赫鲁晓夫号召苏联人民一起种玉米,导致粮食大量减产。苏联解体前那几年也是真的没有粮食,因为国际石油降价,再加上上层斗争刻意挑起矛盾,真的是大家排队买面包。其他年份都很不错,人人都有工作,没什么贫富差距,人与人之间比现在友好多了。他们都很怀念苏联时期的生活。现在的亚美尼亚,绝大多数人还是怀念苏联的。但是有钱人还是觉得今天更好。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年轻人并没有在苏联生活过,却都很反感苏联的生活。我又问了问他们几个其他关于苏联的笑话,比如“预约十年后的下午修水管”,“支持反对彼得罗夫的人和彼得罗夫一起蹲监狱”,“戈尔巴乔夫的母亲担心儿子因为住宿条件太好会被清算”等,他们略微沉思了一下,轻轻点了点头,说都是真的。然而这些故事,似乎和他们的关系并不大。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苏联时期有工作,有面包,也就可以了。 (亚美尼亚民族特色的背包) 苏联时期是不能随便出国的,但是在苏联加盟国内是可以随便旅游的。他当时从阿塞拜疆的巴库到亚美尼亚的埃里温大概坐车八小时,车票很便宜,早晨出门,晚上就到了。当时人想搬家也是可以的。只不过政府会给你分配一个很偏远的房子,还得自己找工作。自己找工作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在苏联时代,每个人都想去莫斯科,能够把自己的工作调动到莫斯科是每一个苏联人的梦想——因为莫斯科是金字塔顶端,占有最多的资源和资源有限分配的权利。宗教也被禁止了,包括俄罗斯的东正教会和亚美尼亚教会。很多教士在肃反和大清洗中遭到清洗,但是民间依然有很多偷偷信仰的行为,并且在苏联解体后,人们对于宗教的信仰变得更加热忱了。 (亚美尼亚教会的宗教仪式) 接下来我们谈到了今天的亚美尼亚,我很希望听到他们作为曾经长期在苏联生活的人,对于今天的亚美尼亚的看法。如今自由了,但是他们觉得城市建设没有了规划,有的人盖的房子太难看;如今自由了,但是很多人却没有工作了,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了。2019年4月,亚美尼亚发生了抗议,结束了长期的独裁统治,并且通过选举换上了新总理尼科尔·帕希尼扬。如今,大家都很支持他,他在执行政策的时候,也不用担心受到过多的阻挠。然而,他们依然对亚美尼亚的政治格局和未来发展持谨慎的乐观,用时间说话。这点,他们不像年轻人那样乐观,甚至带着毫无理由的盲目乐观。毕竟这场革命上街的主要是年轻人,这也是一场年轻人的胜利。 (留有斯大林风格痕迹的建筑) 然后是苏联的领导人和政策。他们都表示,最喜欢勃列日涅夫。在勃列日涅夫时代,人们从来不用排队领面包,没什么国际矛盾,也感受不到上层的斗争。接下来是斯大林,虽然大清洗的时候屠杀了很多人,但是斯大林很有魄力。斯大林死的时候,弗拉基米尔先生只有7岁,他在幼儿园哭了。因为老师说斯大林是父亲,然后组织学生一起哭。但是他的父母当时都没有什么反应。在他当时生活的巴库,也没有特别大的哀悼活动。等到后来后来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下台的时候,他们都已经没啥感觉,不关心了,麻木了。况且,也没有人教育他们赫鲁晓夫们也是父亲。苏联的人们开始还相信共产主义会实现,到了70年代,也没人相信了,大家各做各的事情,过好自己的生活。安德罗波夫也不错,他们认为安德罗波夫为人谦逊温和,但是执政时间太短了。赫鲁晓夫他们不喜欢,当时苏联的成就一切都是靠斯大林实现的,然后赫鲁晓夫上台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便开始清算斯大林了了。至于列宁,他们认为列宁驱逐了有钱人,内战死了300万人口,导致苏联早期的经济发展迟缓。最后的戈尔巴乔夫想给大家自由,然后,就没有了,连国家都没有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有很多矛盾,但是戈尔巴乔夫从来只喜欢批评别人,夸耀自己。他们很不喜欢戈尔巴乔夫,但是西方人喜欢,戈尔巴乔夫还拿了诺贝尔和平奖。弗拉基米尔说,他刚去美国的时候,和美国人谈到戈尔巴乔夫。他狠狠地批评了戈尔巴乔夫。然而美国人一个个面面相觑,因为他们很喜欢戈尔巴乔夫,认为戈尔巴乔夫拯救了苏联民众和苏联历史。采访到此处,我想起来一则趣闻。记得我在莫斯科新圣女公墓的时候,参观了叶利钦,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墓地,之前还去红场参观了列宁墓。于是随团的有人问,戈尔巴乔夫的墓地在哪里。导游说,戈尔巴乔夫还活着。戈尔巴乔夫就这样每天都要被无数的人问他的墓在哪里。然而活的还是很好。前两年我还读了他新出的回忆录,在回忆录里,戈尔巴乔夫的确是疯狂的指责叶利钦。顺便又问了问他们对受到斯大林清洗的托勒茨基和布哈林的看法,他们只是简单的说了说他们的生平和政治观点,对于事情本身并没什么特别的观点。 (戈尔巴乔夫自传《孤独相伴》) 至于苏联时期的政策,现在回想起来,他们觉得,到了80年代中后期,苏联的解体只是时间问题了。计划经济造不出好汽车,国家太大,政府很难控制。而且经济结构中资源浪费严重。这种经济结构注定是要失败的,但是,他们,并且认为绝大多数老年人,依然怀念苏联时代,虽然明知,苏联的道路是根本走不通的。 最后,我们又谈了谈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和其他的一些关于民族矛盾的问题。他们回忆道,当时,也是有一些民族矛盾的,不过由于苏联集权政府的存在,统一的意识形态和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这种矛盾一直被压抑住了。不过当时,一个地区的少数民族不容易找工作,这点和今天的社会是相反的。 (亚美尼亚的古籍) 采访结束离开的时候,我们又一起路过了埃里温的露天市场。埃里温的露天市场我总觉得适合来取景,就是爱情片里男女主角初次相会,相逢一笑,然后一起开始一段浪漫的故事。这里大概是个适合邂逅的地方。亚美尼亚的特色服饰,工艺品还有首饰也将这里点缀的颇有活力。然而,苏联时期的钱币,勋章,还有很多不会笑的老人也停留在这里,却又给这里赋予了一种矛盾,是人性与生活的复杂,是几代人之间的隔阂,也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悲哀。可惜,历史的一瞬,对于一个人来说,却是一辈子。你永远无法知道,某一天,这种宿命会不会早有先兆的降临到自己头上,尤其是在今天,似乎生活还是明亮的时候。然而,事实却是,明亮中总代有些许灰暗,灰暗中也总透露着些许明亮。 (街头的玫瑰) 对我而言,这几次对话又是一次次直击社会和人性复杂的课程。我们总是简单的喜欢给一件事情做一个非黑即白的只有“好坏”的简单定义。殊不知,事物背后的逻辑和真实的故事远比这简单的“定论”来的复杂。一个时代的好坏,一个意识形态的优劣,一个简单的定论,往往只是政治人物,或者哲学家的争论。诚然,形而上的分析对于人类的长期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并不重要。老百姓要的,只是工作和面包,谁正确,谁统治,并没有什么关系。真实的世界是有血有肉的,有着各种最简单的喜悦与哀伤,对于生活的体会也是因人而异的,这些真实,并不是简单地用冷冰冰的数字就可以概括的。 而这冷冰冰的数字背后,却往往被掩盖了一起起真实的“时代悲剧”。之所以称之为“悲剧”,是因为往往在故事里,每一个人似乎都没有错,都只是按照一套固定的,预设的,被认定是正确的逻辑思维里行事,而结果却是令人感叹和悲哀的;而之所以称之为是“时代”的,却又正是因为这种造成悲剧的,预设在人脑海里的思维逻辑,是这个时代下的特定产物。就像古希腊悲剧里的《安提戈涅》,人人都按照亲情和爱国的标准行事,而结果,却是因为亲情和爱国带来的矛盾,造成了一舞台的死人。这种悲剧与如今电视上“八点档的韩国苦情戏”的区别在于,它能带给人一种切实的体会,觉得这种悲剧对于自己也是无法逃脱的,而并不像“得癌症”或者“出车祸”这种感觉离自己的生活似乎有些遥远的故事,尤其是对于原本就倾向接受乐观事物的人们。 还是回到亚美尼亚的故事来阐释这段抽象的话的含义吧。前苏联时期的社会环境,造成了人内心深处的习惯性的恐惧和压抑。习惯性的恐惧虽然源于一次次当时恐惧的积累,却会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人的深层性格,造成一种长期的自我审查和小心翼翼的习惯性压抑;而压抑让人不知道什么是自由,也无法知道什么是自由,当然也不需要拥有自有,并且即使拥有了自由,也不知道该怎样使用自由。反之亦然,当人们习惯于处在一个自由的环境的时候,也是永远不愿意回到压抑的生活中去的。同时,当旧的意识形态崩溃的时候,人们又会不自觉的去追寻一种在之前几乎是完全对立或者来自对立阵营的意识形态,并且奉为理所当然的圭臬,就像20世纪以苏联和纳粹德国为代表的极左和极右的却殊途同归的两种意识形态崩溃后,人们在21世纪又理所当然的认为“多元化”的实现是理所当然的一般。而亚美尼亚两代人之间的思维差异和自我认同的断层,正是由于这种不同的社会环境所产生,无处不在的停留于日常生活中,需要几代人去消化社会环境带给人的苦难。 (苏联时期的“列宁广场”,今天的共和国广场) 所以说,“政治与我们无关吗”?不,息息相关。你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都被此深深影响,甚至你对于这个问题本身的答案也被这个问题本身所决定。只不过,当你无法选择自己喜欢的居住环境的时候,便显得颇有些事不关己了。因为弱小的个体在大环境面前的一切努力,无异于螳臂当车。诚然,不间断的努力终有一天会产生质的改变,并且在一次次看似无意义的抵抗中的符合意义和象征意义往往能够注定在未来朝目标迈出坚实的一步,但这却永远只是一件“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事情。世界的发展,和一个人对于自己前途的抉择,其实都是一样的,很多问题的未来,其实在多年前历史中的一个结点,已经给最终的结果定下了不可扭转的趋势了。只有某些特定的时候,你才有机会去选择。而一旦你做出了这种关键性的选择,趋势是确定的,你是没有回头路的。而平时的选择,只是你在大势已定的情况下做出的看似属于自己的选择的挣扎。世界的发展也有相同的规律,这也就更加的促进了人对于自身命运抉择的无力感。这大概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尽人事,知天命”的原因所在。 (埃里温室外博物馆的黄昏) 只不过,当我们“事不关己”的久了,也就逐渐麻木了,然后逐渐丧失了共情的能力,丧失了对社会和可能性的了解,丧失了对事物的判断力,最终丧失掉我们选择自己居住环境,并进而改变自己本身和未来的能力。毕竟,形成的习惯是极其可怕的一件事情。生活中的价值判断,往往没有对错,仅仅是习惯而已。在一个社会,你觉得它好,往往仅仅是因为,你习惯;你觉得它不好,往往,也仅仅是因为,你习惯。而如果非要评定一个社会的“好坏”,或许能帮你做出判断的因素,就是这个社会能给你带来的可能性了——如果你从小的环境塑造出的你本身,还足够幸运,并且有能力,去感知、理解并利用这些因素的话。至于“怀念”或者“留恋”与否,也是这“习惯”操控着人们。只不过,这“习惯”的背后,却是数不清的血泪,和对命运的无奈。 原载于微信公众号:熙评 、欢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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